新旧经济动能转换

新经济是以智力、研发、创意创新、数据、流量等无形资源为主要价值创造驱动因素，依靠信息技术进步和商业模式创新，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智慧经济形态。

新经济有两个显著的特征，第一是高度重视信息技术进步，第二是非常重视商业模式创新。

这两者相辅相成的，信息技术进步为商业模式创新提供了技术基础，商业模式创新反过来又为信息技术进步提供了应用场景。如果没有这些应用场景，那么信息技术进步就缺乏动力。

新经济具体包括创新经济、知识经济、共享经济、数字经济。

在杭州G20峰会上，数字经济被定义为：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数字经济由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治理化和数字价值化等四部分组成。数字产业化包括IT行业和通信行业，用友就属于典型的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指的是利用最新的信息通信技术来改造和提升传统的行业，新增的那部分产出就属于产业数字化。

数字治理化涉及到数字化转型，现在不管是企业还是金融机构甚至是行政事业单位都在进行数字化转型，财务也在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需要大量的投入，当然也会有大量的产出。

数字价值化是指以出售金融财务等数据为商业模式的行业，如万德、同花顺、大智慧和东方财富等。

股票市值的变迁也呼应着经济转型升级。2020年全球市值最大的10家企业，由7家是新经济企业，其英文缩写为GAFATAM，即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腾讯、阿里巴巴、微软，其市值高达8.88万亿美元，2021年5月底增至9.74万亿美元。

这7家新经济代表性企业，除了苹果和微软是上个世纪70年代成立的，其余成立的时间都在20年左右。

同样地，2020年末，我国市值最大的20家上市公司中，老大和老二分别是腾讯（4.55万亿元）和阿里巴巴（4.11万亿元），它们都属于新经济企业。

更不可思议的是，2020年末三大石油公司的股票市值（1.52万亿元）只相当阿里巴巴的三分之一强，三大电信公司的股票市值（1.05万亿元）还不到腾讯的四分之一，工农中建的股票市值（5.38万亿元）差不多是BATJ（10.04万亿元）的一半。

过去十年美国和中国的资本市场均出现了很明显的剪刀差现象，石油能源类上市公司占总市值比重不断下降而信息科技类都在上升，这意味着环境已经发生变化，经济结构在转型升级了。

整个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再到数字经济，关键生产要素也随之发生变化。

在农业经济时代，土地和劳动力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在工业经济时代，财务资本变成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因为机器、设备、厂房需要投入大量的财务资本，而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以及智慧资本才是重中之重，成为企业创造价值的最关键生产要素。

中央几年前就已经把数字资产列为一种新型的生产要素，但是会计行业至今还没有在报表上确认。现在大家常提到的AI即人工智能，实际上可以理解为：AI=数据+算力+算法，但数据、算力和算法都没有在报表上体现。

我们即将进入新经济时代，但是会计仍然把重中之重放在有形资产和财务资本，而对无形资产和数字资本却视而不见。这是会计界面临的一个大问题。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果会计不能与时俱进，将会遇到什么问题呢？

新经济企业财务分析困境

表明上看似乎GAFATAM的股票市值过度炒作，其实不然，主要是这7家新经济企业很多价值连城的无形资产没有入表反映。

同样地，2020年末科创板的平均市净率（6.91倍）也大幅高于上证主板（1.43倍）、深证主板（2.14倍）、中小板（3.33倍）和创业板（5.70倍）的市净率，也是因为很多科创板上市公司的很多无形资产没有入表反映导致其市净率居高不下。

此外，新经济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导致很多行业的划分名不符实。百度、阿里、腾讯、京东和脸书有什么共同之处？

如果说这些企业本质上属于同一个行业，大家肯定不信。世界上最大的广告公司是谷歌，中国最大的广告公司是阿里巴巴，第二是字节跳动。所以从行业的划分来看，这些企业属于不同行业，但是从商业模式的角度来看，从获取收入、利润和现金流量的方式看，这些企业绝大部分的收入来自于广告。

按照现在的行业分类标准，我国的三大电信运营商和腾讯均被划分为通信行业。但是过去十年三大电信运营商营业收入和税后利润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介于2%到3%，甚至负增长。而腾讯过去十年营业收入和税后利润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均超过30%，如果同属一个行业，业绩增长率不可能相差如此之大。

腾讯与三大电信运营商更是相去甚远，三大运营商是固定资产占到60%以上，而腾讯只有大概3%到4%，同一个行业的资产结构是不可能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别。

有效的财务分析离不开对商业模式的了解。不考虑商业模式的差异，直接把四大电商的财务指标进行对比，不仅缺乏可比性，而且容易产生误导。

2020年年报显示，阿里巴巴、拼多多的存货等于零，而京东和亚马逊的存货却高达589亿元和238亿美元。

营业收入最大的是亚马逊（3861亿美元），其次是京东（7458亿元），第三是阿里巴巴（7173亿元），最少的是拼多多（595亿元），但是税后利润最多的是阿里巴巴（1433亿元），其次是亚马逊（213亿美元），第三是京东（493亿元），拼多多亏损72亿元。

此外，拼多多的营业收入和税后利润远不如京东，但2020年末其股票市值高达2045亿美元，比京东的股票市值（1376亿美元）多出669亿美元，原因何在？

如何解读上述财务数据？它们有没有可比性？

阿里巴巴和拼多多采用的平台型商业模式，它们只是通过网络提供一个交易撮合的场所，在平台上买卖那些存货不属于平台，是开网店的业主，所以无需确认存货，它们扮演是代理人的角色，只能采用净额化确认收入。

而京东和亚马逊商业模式采用的是自营型商业模式，盈利靠买卖价差，存货的涨跌风险跟报酬均在它们控制之下，所以必须确认存货，这两家电商扮演的是主要责任人的角色，必须采用总额法确认收入。

收入确认基础不同，不仅营业收入缺乏可比性，与营业收入相关的财务指标如毛利率、销售利润率、存货和资产周转率也没有可比性可言。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净资产收益率（ROE），这个指标1903年就发明并使用了。一百多年过去了，ROE仍然是评价传统管理层的最重要指标，但新经济企业通常不用ROE来考核其管理层。

因为按照现行的会计游戏规则，新经济企业的税后利润被严重低估，很多资产特别是无形资产没有纳入表内反映，在ROE的分子和分母都不太正确的情况下用，采用ROE考核管理人员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亟待解决的四大问题

研发支出与股票期权费用化

亚马逊过去十年投入研究开发高达1820亿美元，但是2020年末其资产负债表上的无形资产为零，这意味着过去十年其投1820亿美元全部当作期间费用，而没有资本化。过去十年，亚马逊利润表累计确认了260亿美元的股票期权费用。

十年前亚马逊的股票市值不足800亿美元，到了2020年末股票市值已经超过1.6万亿美元。过去十年亚马逊的市盈率介于70多至600多倍之间，大起大落。

但是如果把研发支出资本化并分五年摊销，同时提出股票期权费用，结果发现调整后的市盈率一直介于20多倍到30多倍之间。

此外，其市现率（股票市值除以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过去十年也是介于20至30倍之间，说明其股票市值从十年前的不到800亿美元到现在的1.6万多亿美元并不存在被高估的问题。

美国上市公司的三大报表顺序通常是利润表、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

但亚马逊的三大报表顺序一直是现金流量表、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因为它认为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都不能如实反映亚马逊的经营情况，只有现金流量表才可以如实反映其经营业绩，因此亚马逊希望投资者从现金流量的角度评价其股票的投资价值。

新经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都很大，且普遍运用股票期权激励机制。现行会计准则对研究开发和股票期权的规定，容易导致新经济企业的业绩反映严重失实。

以京东为例，2010至2019年，京东累计报告的税后利润为-122亿元，但若将其研究开发支出资本化且分五年摊销，再剔除极具争议的股票期权费用，这十年其税后利润就变成了420亿元。

从这个意义上说，京东其实是虚亏实盈。这也就说明了为何过去十年京东大部分年度报告亏损而其股票价格却节节攀升。

研发支出具有明显的资本支出属性，如果会计准则对研究开发支出的资本化设置过高的门槛，最终只能迫使新经济企业将研发支出费用化。

同样地，股票期权既不会减少净资产，也不会导致现金流出，反而会增加现金流入，将其作为费用有悖会计理论。因此，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对于新经济企业经营业绩的如实反映至关重要，迫在眉睫。

无视数字资产的价值创造功能

无视数字资产的价值创造功能，有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就是同花顺。

同花顺2020年年末资产总额为72亿元，其中货币资金61亿元，净资产只有52亿元，其利润表跟传统企业差异很大，营业收入28亿元，税后利润却高达17亿元。其最大的成本费用既不是营业成本（2.37亿元），也不是销售和管理费用（2.88亿元），而是研发费用（5.85亿元）。

2020年末，同花顺的股票市值为666亿元，将其处于净资产（52.24亿元），得出的市净率高达12.75倍。有观点认为，如此之高的市净率表明它的股票被严重高估了。

其实不然，最主要的原因是它的数字资产没有入表反映。同花顺是以出售金融财务数据为生的，结果在它的流动资产和非流动上都找不到数字资产。

按照资本市场采用的6到9倍的市销率估值，其表外的数字资产价值介于120亿元至180亿元之间，如果被这些表外的数字资产入表反映，其市净率便降至2.9倍至3.9倍之间，与资本市场的平均市净率就非常接近了。

可见同花顺市净率居高不下不是投机炒作引起的，而是大量的表外资产即数字资产没有在会计报表上反映。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资产价值连城。如何确认、计量和报告数字资产是会计界面临的一大挑战，需要学术界和实务界去面对和解决。

无视智慧资本的内在经济价值

《没有资本的资本主义》一书认为，资本主义正在向智本主义过渡。资本主义重视财务资本在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中的作用，“智本主义”则认为智慧资本才是价值创造的最重要因素，而不是财务资本，但是会计迄今仍把重中之重放财务资本而不是智慧资本。

《智慧资本---组织新财富》一书认为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关系资本共同构成了智慧资本，其中人力资本在价值创造中居于最重要的位置。

以华为为例，2010至2019年华为的人力资本成本（以工资福利作为替代变量）占其营业收入的平均比重高达21.7%，而财务资本（利息和股权资本成本）只占2.6%，说明智慧资本远比财务资本重要。

其竞争对手诺基亚和爱立信也存在同样的情形。对新经济特别是知识经济企业来而言，创造价值的关键因素是人力资本，而不是财务资本。但财务会计和财务管理却对此选择无视。

在新经济时代，价值创造可视为在特定结构资本（组织结构、规章制度和业务流程等制度安排等）框架下，企业将人力资本（员工专业知识、创新能力、工作经验、团队合作、管理水平等）作用于关系资本（客户关系、供应商关系、政商关系、劳资关系等）而产生的经济价值增值行为。

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财务会计和财务管理有必要将研究重心由财务资本转移到智慧资本上，会计界在重视“出资者”的同时，也应当更多地关注“出知者”。

唯有如此，才能够实现从“按劳分配”向“按资分配”再到“按知分配”的价值分配革命。

与时俱进的救赎之道

正视研究开发的资本属性。

只要有分期假设，就只有稳健相对论，没有稳健绝对论；废除将研发支出区分为研究阶段支出和开发阶段支出的规定，这两个阶段的支出相辅相成，没有研究，何来开发，这两项支出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

从组合的角度看，新经济企业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表明整体上研发项目的回报大于风险，将研发支出资本化比费用化更加契合实际情况。

外部购买的技术专利，即使先进性不如企业内部研发的技术专利，创造未来经济利益同样存在不确定性，也可作为无形资产并分期摊销，而内部研发的技术专利即使先进性高于外部购买的技技术专利，往往因为创造未来经济利益存在不确定性而被排除在无形资产之外。

重启股票期权性质的讨论。

新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知识经济，知识员工是价值创造者，通过股票期权激励机制让知识员工参与新经济企业的剩余权益分配，已然成为新常态。

在新经济时代的背景下，重启关于股票期权性质的讨论，意义重大，有助于澄清对股票期权性质的认识。应要求新经济企业同时披露包含和剔除股票期权费用的业绩指标，让投资者自行判断哪一个业绩指标更能够如实反映新经济企业的经营业绩。

大量TMT行业的企业自愿披露非公认会计原则的业绩指标，均对与经营无关且没有现金流量的损益项目（包括股票期权）进行调整，说明资本市场并不完全认同股票期权具有成本费用属性的观点。

考虑到新经济企业股票期权激励十分普遍且金额较大，双重业绩指标的披露似应由自愿披露改为强制披露。此外，应探索更加科学合理的股票期权估值方法，避免投资者被企业滥用公允价值所误导。

探索数字资产的计量方法

IT界著名咨询公司Gartner在2015年发布了《为何和如何计量信息资产》的研究报告值得借鉴。该报告按照数据资产估值目标，将计量方法分为两类。

研究智慧资本的计量和披露

本人曾撰写了“智慧资本的计量”和“智慧资本的披露”的文章，系统地介绍了智慧资本的四种计量方法：

会计界唯有开拓视野，虚心学习和借鉴其他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才能促使财务会计和财务管理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形势和要求。